《中國好人》讀書筆記

　　歐陽修疏論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說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見;跡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說人心隔肚皮，評價一個人，可信賴的還是他的作為。不過，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線索，一個人的作為，或為迷霧所隱，或為光芒所掩，也會含糊起來呢。

　　我少時也喜慕非常之舉，直到長大，讀過些歷史和大人物的傳記，才躊躇起來，——人可以將最美好的東西獻于社會，卻將黑暗的一面留給自己的家人和密友。有的人留給我們的文明史偉大的財產(chǎn)，卻讓他身邊的人萬分痛苦。如何評價這樣一些人?也許只好讓土歸于土，水歸于水，該感激的感激，該斥責的斥責。

　　海瑞胸中的徑寸丹心是什么?對弱者的同情心?從他的政令來看，似乎是的，因為他斷起案來，總是站在弱者的立場上，但聯(lián)系到其他方面，又未必然，因為很難想象一種廣泛的感情會豐于彼而吝于此�？磥砟鞘且环N抽象的正義，圣化的政治理想，強烈到可以克制正常的情感，而不是養(yǎng)成與豐富之。其實圣人哪里又是這樣的呢?還記得孔子不與暴虎馮河，并厭惡果敢而窒者嗎?

　　我本來相當厭惡《大學》里修齊治平這一套，近年漸漸覺得它不是毫無道理。修身齊家為先，治國平天下為后。沒有一種借口可以使人問心無愧地拋親棄友，盡管曾有許多強人取得過相反的成功，對他們來說，親密的人，不過是些可以在必要時犧牲而又不引起非議的人——不但不引起非議，還經(jīng)常為人噴嘖贊嘆呢。

　　在春秋時代，家是高于國的。著名的管仲，一打仗就當逃兵，這樣的行為也能得到原諒，因為，按鮑叔的解釋，管仲不是膽怯，而是家有老母。伍子胥過昭關，借吳兵以伐父母之邦，來報私仇，當時的人覺得他是正當?shù)�，司馬遷還贊揚他“棄小義，雪大恥，名垂于后世”。

　　秦漢以后，天平越來越往君權的方向傾斜。“忠”的概念發(fā)生了變化。以前，“忠”的意義廣泛，后來只指對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誠;以前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包含雙方的義務關系，后來變成單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也許問題不在于“忠”“孝”這些范疇本身，而在于缺少一種普遍的正義觀，高于具體人際關系的價值。前面我只說“家國”“忠孝”“君父”，一直不曾說“公私”，就是因為古代幾乎沒有我們今天愿意稱之為“公”的結構，家也是私，國也是私，——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統(tǒng)治者的私有之物(在這個意義上，古代的皇帝都是僭主)。我們可以說“古代社會”，但得意識到那種“社會”并無清楚的邊際，也無自己的價值體系。那種社會沒有管理，像個戰(zhàn)場，任由強者逐鹿，也任由“忠”“孝”之類的狹念像野獸一樣不受羈束地馳騁沖突。

　　人常奇怪驕傲一生的嵇康臨死前寫的《家誡》，小心煩瑣，簡直不像《與山巨源絕交書》的作者寫的;捧韓愈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蘇軾讀到韓愈的《示兒》，失望地說“所言皆利祿事”。我不知道他們希望嵇康或韓愈怎么寫，難道對自己的兒子也不能說幾句老實話嗎?

　　好人主義需要壞人，來做制度性失敗的替罪羊。西諺有云：Hate the game，don’t hate the player。我們的傳統(tǒng)反是。

　　“為了失敗而斗爭”，這話聽著雖怪，偶爾也是實情。東林黨中后期的一些作為，從某種邏輯上說，望似并不愿取得實際的政治成，倒像是巴不得被鎮(zhèn)壓，以轟轟烈烈地失敗。——并不是說當時真有人這么想，但人扮演被分配的角色，并不需要心里明白。如果東林黨全面接管政治，絲毫不能挽回明王朝的頹勢，崇禎朝的經(jīng)歷已可驗證這一點，那么泛道德主義的破產(chǎn)，當無可逃避。失諸朝而得諸野，唯有政局的失敗，才能維系教義的穩(wěn)固;王朝的滅亡，掩護了思潮，使之得以長存;何況悲劇給人機會以成為烈士，其中包括那些若值喜劇只能扮演丑角的人。

　　人對自己不滿，多半要移怒于他人，所以北宋人平和，南宋人脾氣就壞，盛唐人寬松，晚唐人就苛細。吳三桂在清代的名聲何以如此不堪?若說是因為引滿洲兵入關，則大家都是“本朝的人”，馬不說驢臉長;若說是因為造反，而以遺民自任的人，也在罵吳三桂。我想清初的人，盡管已輸誠于清室，而且立刻做到忠心耿耿這一老本行，但心里多少還是有一點不自在的。這種不安，自己對自己都不會承認，其表現(xiàn)，大概也只在痛哭吳三桂之類的事情上。

　　那時的輿論很嚴厲，如果誰有一點丑聞，大家一擁而上，深揭猛批，盡性而去，好比一群道德的掠食者，每天在等新食物，一發(fā)現(xiàn)別人的毛病，立刻精神抖擻。李光地自己是詞臣出身，也沒做過十分出格的事，而不見容于清議，他后來回想，總以為是政敵從中構間，其實還是自己做錯了事，且趕上一個不容錯的時代。

　　哪些是人性的弱點，哪些是邪惡，那時的人并不去分別。事實上，李光地自己也信奉的道德哲學，就想消滅人性的弱點，甚至逼人為善。勸善與逼善是有分別的，因為道德命題并不對稱。我們可以說讓梨是高尚的，而不可以就此反推不讓梨就不高尚，不道德，無恥，該打屁股。提倡美德，是鼓勵性的，推行規(guī)范，是禁止性的。規(guī)范禁止殺人，但我們很少會在日記里寫下“今天又沒殺人”，以為做了好事，沾沾自喜。反過來，人沒有達到某種美德，不意味其在道德上有缺陷。經(jīng)常發(fā)生的是，那些鼓勵性、建議性的倫理信條，被不正確地逆推后，產(chǎn)生了一種壓迫性的道德環(huán)境。

　　改善自我評價最便捷的辦法，是發(fā)現(xiàn)別人的錯處，力批之，特別是對那些自己也犯過、有可能犯、想犯而不敢犯的錯誤，更要大力撻伐。所以通常，我們看一個人最喜歡抨擊哪類事情，便猜他最受哪些事的吸引，可有一半的準確率。當然最好還是不這么做，猜想別人的動機，實在不是什么好習慣。

　　在所有的錯誤中，軟弱的錯誤，是人們最愿意騰口譏評的。

　　古代，帝王得天下，總要說上膺天命，下饜民心，而非智競力爭而來。天命如何，人不知鬼不覺，你說什么便是什么好了;至于民心，似乎是有些準兒的事，所以不但帝王借此來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跟腔學調，拿它來增加自己的幸福感：瞧啊，我就是天視天聽的民!我就是載舟覆舟的水!還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一很動聽，然而可惜，是句謊言。

　　史書里總有許多材料，證明開國皇帝得民心以得天下，亡國皇帝反之。那些都是剪裁涂飾過的。朱元璋自己認為元朝之亡，在于綱紀廢弛。“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他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戰(zhàn)栗，而對民心，則是半信半疑。明確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題的是孟子。朱元璋下令把《孟子》中不順耳的話都刪掉，其中便包括所有對“民心”的討論。若全信民心論，他不敢刪《孟子》;若全不信，他不必刪《孟子》。

　　王朝自馬背上得來，得民心不如得士心，得士心不如得軍心。“都很狡猾”的士人，一開始或要鬧點別扭，遲早要加入新朝以自保。士是民的精神領袖，還是其傳記作者。士心一旦收攬，民心也就粗定了。

　　在底層，個體的人心與整體的民心已有很大的區(qū)別，而且，提出民心論的先賢，假設的是處于理想狀態(tài)中的民人。這種狀態(tài)，自秦漢以后，怎么可能接近呢?百姓在精神上早被征服，這時再談什么民心向背，不過是拿幻象來自我娛悅罷了。

　　朱元璋得到了民心。明朝也得到了，而且靠著士人的越俎代庖，享祚近三百年�？磥�， “得民心者得天下”雖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實情的一句話，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道德下降的第一個跡象，就是不關心事實，畢竟，特別在帝制時代，小小百姓，有多少信息來源呢?便在今天，辨別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辦法，還是把自己從這一負擔解脫，讓別人來告訴我誰是“壞人”，我只負責吃掉他。

　　帝王發(fā)起文字獄，最基本的心理，是做賊心虛，自己知道自己的天下是怎么來的，便以為別人也知道。隋煬帝弒父，才會認為薛道衡贊美文帝是在暗中諷刺自己;武則天殺子，才會一讀李賢的《黃瓜臺詞》而震怒。元人馬上搶得天下，以為理所應當，心中坦然，沒興趣去天天琢磨是不是有人在暗中罵自己。滿人接受了漢人的合法性理論，便總覺得自己底氣不足，直至杯弓蛇影。孔子說的“小人長戚戚”，此之謂也。

　　兒童游戲有“官兵捉賊”。如朱元璋者，明明做了官兵，內(nèi)心深處，仍然賊性不改，不待人說沐猴而冠，自己先蜷起手來，以強盜自任，也算是怪脾氣。乾隆晚期以后，天下坐穩(wěn)，不必事事提防，文字獄也漸漸地少了，只是這時的文人，也漸漸地無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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