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酷愛文學、潛心寫作的讀書人，在我的一生中，有許多心儀已久、衷心崇拜的偶像。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加深，我把燦若繁星的偶像群，分離成兩大類：一類是時事造就的英雄，他們是時代的弄潮兒，是政治上的風云人物，把國家的興旺和民族興衰，作為個人的奮斗目標，他們是勇士、斗士、甚至是死士。
可悲的是，他們只不過是個時代的犧牲品，歷史長河中“瞬間”的英雄，某個朝代即時即地的精英，充其量是一個狹隘利益集團的顯赫人物。
我年輕時，生逢社會斗爭如火如荼、激情燃燒時代，我特別鐘愛這類時代先鋒，政治界的精英�？墒牵M入中老年時期，我通過讀書學習，以及對往昔的社會實踐和個人經(jīng)歷的反思，我開始變得冷靜，逐漸地淡化年輕時代的狂熱和盲從，我開始追求寧靜和永恒。就在這個時候，我開始走近林語堂。
我的人生蛻變，我對人性的回歸，是從了解和厭惡政治開始的。
政治曾經(jīng)是中國人用得最頻的一個詞匯，“關心政治”和“突出政治”，成為"以階級斗爭為綱”時代人生取向的第一標準。
那個時代判別人格和人品的第一要件也是政治，“政治品質(zhì)”即人的品質(zhì)；政治表現(xiàn)即人的表現(xiàn)。
有個時期，學生的政治的表現(xiàn)，體現(xiàn)在如何正確地處理政治與業(yè)務的關系，即人們經(jīng)常掛在嘴邊上的“紅專關系”，常常以是否入隊、入團、入黨以及是否當學生干部，作為測評的重要指標。
從初中時代起，我就被推到政治的最前沿，從收作業(yè)的科代表、學習班長、一直當?shù)綄W生會干部，團委委員，隨著官職越來越大，社會工作與課程學習爭奪時間越來越激烈，或者說“紅與專”的沖突越來越大。
我原本是一個很用功、酷愛學習的好學生，從初中到高中，我雖然一直當學生干部，但是，通過自己的加倍努力，仍可把社會工作耽誤的時間補回來，而保持著名列前茅的好名次。
但是，到了大學時代，學習上的優(yōu)勢就保持不住了。這一方面，是因為選錯了專業(yè)，我本來具有人文潛質(zhì)，卻誤入了理科歧途；另一方面，我社會工作加重了，政治運動太多了，奪去了我許多寶貴學習時間。有時我聽政治報告時，不得不把專業(yè)書放在“紅寶書”下面，偷偷地背專業(yè)外語。
盡管如此，我的學習成績還是一般般，因為在重點大學里，實在是高手如云，我這只出身于一般高中的“雞群之鶴”，在這座神圣的大學殿堂里，學業(yè)落佩得竟然不如一只普通的雞。甚至平生中最丟臉的一件事，也在這所大學里發(fā)生了：我的一門專業(yè)主課，在期末考試中不及格；最不能忍受的奇恥大辱是，在我暗戀的一位小女生耐心輔導下，我才在補考中過關。
她是我同班同學，在班上年齡最小、學習最好，我在班上當團支書是時，她當宣委，如果把我們職務差別放大到省級，那就相當于，我當省委書記，她當省委宣傳部長。
不過，雖然人們整天口喊“政治掛帥”、“又紅又專”，但是，在正經(jīng)學生眼里還是學習第一，看重的還是“專”，一個學生學習不好，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至少我當時是這么認為的。
基于這種認識，我對于學業(yè)列前茅的她，雖然心儀已久，怎奈彼此學業(yè)成績差距太大，我當時決不敢向她投遞申請書；直到我經(jīng)過一番“臥薪藏膽”，徹底改變學業(yè)成績后，她才成為我的兩個孩子的母親，這是后話。
言歸正傳，回過頭來，還是談政治。
關于政治的概念，說法不一，可以說見仁見智。概言之，大體有三類說法：一說是斗爭，即圍繞著權力而展開的階級斗爭，馬恩列斯毛持這種觀點；另一說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便是政治，這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觀點；最后一說是分配，即政治是對稀缺性事物的權威性分配，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持這種看法。
我對上述三種觀點的評價是：第一種看法，血腥味太重，缺乏人性；第二種看法，寬厚仁和，略顯寬泛；第三種看法，科學準確，一言中的。
如果按亨廷頓的看法，以對稀缺性事物的權威性的分配來理解政治的話，這里蘊含著兩個關鍵詞語：一個是稀缺性事物；另一個權威性的分配。
所謂“稀缺性事物”，就是人人都想得到，然而永遠也供不應求的那些事物，比如，權勢、地位、財富、國土、主權，等等。
所謂“權威性分配”，就是動用國家政權、軍隊、法律、政策等強制性手段，來分配上述稀缺性事物。分配得公平合理，政治便廉潔、昌明；分配得混亂不公，政治便腐敗、黑暗。
可惜，中國政界人士，不按政治科學的規(guī)矩出牌，把政治作為人欲權威化、專制合法化的強制手段。把政治變成好人懼怕、惡人行兇的武器；把政治變成排擠經(jīng)濟、壓制文化官場套話；把政治變成詆毀民意、堵塞訴求的咒語......
我討厭這種從極左糞坑里滋生的毒菌，我的人性回歸，正是從厭倦這種腐朽政治開始的。
總而言之，我不再為空泛的政治口號而狂呼吶喊；我不再為一個政治偶像而忠貞賣命。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有靈性的活人，我頗為自尊自愛，我沒有必要去頂禮膜拜被“貨幣化”的流行人物。
如果用人生的價值來區(qū)分人，大底有兩種：一種人是紙幣化的人物，在流行期炙手可熱，風行一時，可是，一旦改朝換代，就變一堆臟兮兮的廢紙；另一種人是真金白銀，即使時光荏苒，政治變遷，也不會失去其恒定價值。
如果以對人的態(tài)度來區(qū)分人，大底有兩種：一種人信奉斗爭哲學，把源于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物競天擇”的法則，引入人類社會，爭奪權勢，爭名奪利，直到損人利己；
另一種人徹底根除源于生物界的血淋淋的生存競爭，主張“和為貴，忍為高”，宅心仁厚，親善友愛，以仁者愛人的態(tài)度，博愛社會，關注人生，敬重生命，獨創(chuàng)出有別于獸性的人性，獨辟出卓爾不群、超凡脫俗的境界。
林語堂就屬于后一種人。他不屬于政治，他屬于人性，他是一個頂天立地，將生物性、人性和神性處理的十分完美的真人。林語堂人生的主旋律就是平和：平和地處世，平和地為文，平和地做人，但他又不是毫無無原則、是非不分的和事老。他集儒道墨法諸子百家學養(yǎng)于一身，他的治學與為人，交融著儒家的仁愛、中庸與和諧，道家的無為、原始與混沌，墨家的利益、兼愛與交利，以及法家的利益、法術與治天下的精神。
林語堂是中華文明的符號，是傳統(tǒng)文化的載體，文明和文化的永恒性，注定林語堂人生價值的永恒。
林語堂的出現(xiàn)，林語堂出生在平和，平和的林語堂，林語堂的平和，應驗了“地靈人杰”那句經(jīng)典。說來也巧，平和縣出了一個活化“平和精神”的學術大師，這是巧合，還是宿命的機緣？
一切摒棄政治之人，必然回歸人性，走進林語堂，走向神圣，走向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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