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防火是每年的清明期間都必須去關注的問題，在2018剛剛過去的這個清明節(jié)，清明期間山林防火工作開展的怎么樣？怎么總結？下面的范文一起欣賞！

又是一年掃墓季，山火處處逼人急。每逢清明節(jié)，**各地黨政干部緊繃神經，如臨大敵。源于潮汕地區(qū)清明期間，回鄉(xiāng)下祭拜祖先，習俗便是放鞭炮、燒紙錢，甚至鞭炮放得越響越好，紙錢燒得越多越旺，加之墓地大多處于丘陵地帶，林木雜草叢生，一不小心，星星之火便成燎原之勢。因此每到清明節(jié)前后，**的大大小小的山丘，火情四起，既制造污染，又毀壞森林，破壞環(huán)境。

但是，今年**各地清明前后的情況比往年大有改觀，根據政府的統(tǒng)計數字，今年同比去年森林火災宗數下降87%，過火面積同比減少93.4%。能夠做到這樣，一是移風易俗，大力宣揚文明祭祖，提倡鮮花禮炮代替紙錢炮竹。同時嚴格執(zhí)行禁火令，以最嚴厲、最堅決的態(tài)度嚴查進入林區(qū)的煙花爆竹、紙錢、蠟燭等易燃易爆品；二是彰顯法治力量，嚴格執(zhí)法打擊違規(guī)用火及火災肇事者，各地對阻礙執(zhí)法檢查，引發(fā)山林火災的，依法給予行政處罰，符合條件的刑事拘留，并第一時間廣而告之，形成強大的威懾作用。起初，各地也出現了零星阻礙執(zhí)法的情況，并在農村里引發(fā)了一場關于清明祭祖習俗棄舊迎新的爭論。令人欣喜的是，在禁火令的推進過程中，防火工作成效顯著，而且鮮花祭祀代替了紙錢蠟燭，禮炮鳴響代替了煙花爆竹。

面對今年工作取得的成效，我們不禁要思考，為什么山林防火工作年年抓，又年年成效欠佳呢。我認為，原因主要有：

一是風俗習慣使然。農村的傳統(tǒng)習俗是老祖宗一代代傳承下來，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與群眾基礎，在人們的觀念中已根深蒂固。雖然隨著改革開放發(fā)展，以及農村外出從商務工人員帶回的觀念上的碰撞和沖擊，傳統(tǒng)習俗的影響力日漸衰微，但依然保有其影響力。再加之農村是熟人社會，對舊有的習俗即使早該摒棄，但大家都這么做了，便彼此認同。如果一旦有人求新求變，便會招來質疑面對輿論壓力，這種微妙的“平衡狀態(tài)”需要一種外力來打破它。

二是法律觀念未能深入人心。雖然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普法宣傳與法治教育有了長足的進步，農村的法律意識有了較大的提升，但許多村民擁有的還不是現代的法律意識，只是簡單的法律心理，其理性認知水平較低，甚至包含著許多錯誤的認識。村民對山林失火和妨礙執(zhí)法的法律認知不足，遵循紙錢鞭炮祭祖?zhèn)鹘y(tǒng)習俗的慣性思維優(yōu)于可能引發(fā)山火承擔違法責任的法律思維，加上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和錯誤認識，導致部分人以維護傳統(tǒng)習俗為由抗拒規(guī)勸，甚至因為暴力對抗執(zhí)法人員或者引發(fā)山火而負上法律責任。

三是以往執(zhí)法力度不夠。比較而言，往年雖然也發(fā)出倡議，設卡檢查，但是對違法行為在進行規(guī)勸制止時，面對部分村民的質疑及阻撓，各地在處理時隨意性較大，沒有保持一致，對違法行為未依法給予處罰，聽之任之。導致許多本想遵規(guī)守法的村民，也紛紛“倒戈相向”，山火防止工作成效不大。今年的清明期間防火工作之所以取得較好成效，在于站穩(wěn)法律立場，彰顯法治權威，突出了一個“嚴”字，只要暴力阻撓執(zhí)法或引發(fā)火災，嚴格依法處置，并廣而告之，取得很好的宣傳效果和震懾作用。

雖然我們在今年的山林防火工作運用法治手段取得的一定的成效，但是還只是一時之功，如何將取得的成效化為常態(tài)，進一步推動農村的法治建設。我認為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用法治思維引導農村傳統(tǒng)觀念。農村的傳統(tǒng)觀念是歷史留存下來并且得到人們心理認同的規(guī)則，既包含了陳腐、落后的習俗，也存在積極、正面的元素。如清明祭祖，互相攀比誰燒的紙錢多，誰買的鞭炮大而響，無疑是傳統(tǒng)習慣和扭曲的“價值觀”結合的產物，并且其導致的火災隱患也觸碰了法律的底線。但清明祭祀祖先也包含著慎終追遠、感恩傳承的積極思想內核，因此，對傳統(tǒng)習慣要理性面對。但此時，依靠村民自我取舍達到理想效果并不現實，那么注入法律思維，培育法治文化就十分必要了。對不符合法治要求的，予以革除，科學更新，符合法治要求的，因勢利導，使農村傳統(tǒng)習慣在農村治理中發(fā)揮應有的積極作用。

二是通過鄉(xiāng)規(guī)民約將法律思維轉化為村民的日常行為準則。法律具有一定的原則性，法律條文對于廣大村民來講，生澀難懂不易接受。鄉(xiāng)規(guī)民約是村民基于自治依程序制定的，在話語表達可以是方言土語，接地氣，更容易被認同接受。村民現在因為對法律的敬畏，改變燒紙錢燃鞭炮的習慣，代以鮮花禮炮，但如果將這一改變通過村規(guī)民約變?yōu)槿粘Ｐ袨闇蕜t，內化于心，外化于行，那么法治的效果便在日常生活中得以長久了。當制定鄉(xiāng)規(guī)民約成為村民自治常用方式，那么法律思維，法治理念便在日常生活中被逐步樹立起來了。

三是理順農村治理機制，提高治理能力。農村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與農村治理體系以及基治理能力息息相關。許多本該通過農村組織的基層自治推動的傳統(tǒng)習俗的改良以及鄉(xiāng)村治理現代化、法治化因為農村治理體系不完善、能力不足而效果不佳。村兩委或者因為忙于大量的行政事務所抽身乏力，或者因為治理目標不明確積極性不高，或者因為自身法律素養(yǎng)不高推動效果不佳。一方面村兩委與村民缺乏良性溝通，另一方面，除了村委會外沒有為民眾提供參與村務決策的平臺，村民參與自治的積極性不高，參與度不高，自然無法轉化為村民自覺的行動。因此，理順鎮(zhèn)與村、村兩委的關系，構建村民參與村務的平臺，保障其自治權利，對提高農村的治理效率尤為重要。同時還要在加強基層黨建工作的基礎上，加強對兩委干部的法治教育，提高法律素養(yǎng)，培養(yǎng)法律型的農村干部，帶領村民知法、敬法、守法、用法。

四是創(chuàng)新法治宣傳教育方式。法制宣傳不能流于形式，到農村擺個攤接受咨詢送法下鄉(xiāng)，或者印制派發(fā)法律宣傳冊這種“運動式”的普法宣傳對于培養(yǎng)村民法律意識作用有限。要創(chuàng)新普法宣傳教育的方式方法，如編排法治內容的小品、歌舞、戲劇以村民喜聞樂見的形式送法下鄉(xiāng)；如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擴大普法覆蓋面；如對村干部、村民進行有針對性的法律培訓，開展針對婦女兒童的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培訓，針對務農人群的水利、農技等方面的法律培訓，針對村干部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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