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積極心理學于 20 世紀末由美國心理學家Martin E. P. Seigman 提出, 致力于研究如何促使個體、群體、組織發(fā)揮積極功能或走向繁榮等問題(Gabe & Haidt, 2005)。積極心理學側重于研究積極情緒體驗、積極人格特質和積極的社會組織等積極層面, 力圖以積極取向的科學心理學研究推進個體與群體的幸福進程、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fā)展等。它既是對集中于解決心理問題的病態(tài)心理學的反叛, 又是對人性中的積極層面、人的理性的復歸, 同時又符合當前人類追求高質量生活品質的要求。因而, 其一經提出便獲得了廣泛關注。過去 15 年中, 積極心理學研究吸引了多個國家、多種學科、大批學者的積極參與, 并逐步形成規(guī)模。例如, 國際性的積極心理學大會得以組織并定期召開, 幸福感研究等多個積極心理學研究團體得以形成并日益增多, 多樣化的積極心理學期刊、書籍陸續(xù)出版, 多形式的積極心理學課程得以開設等等。在上述積極心理學運動的發(fā)展進程中, 大部分學者、咨詢師、民眾、媒體等普遍認為, “積極”是人類獲得心理健康、獲得幸福的關鍵途徑之一。因此, 他們試圖把樂觀、幸福感等積極體驗與特質研究推向生活的各個領域,而不考慮一味追求“積極”的潛在缺陷與代價等(Grant & Schwartz, 2011; Gruber, Mauss, & Tamir,2011; Oishi, Diener, & ucas, 2007)。然而, 對“積極”的極端熱情并不能掩蓋積極心理學發(fā)展中的問題與不足, 也使得積極心理學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內、外部批評。一方面, 對積極的盲目追求會適得其反。Weinstein, Marcus 和 Moser (2005)就曾研究指出, 不現(xiàn)實的樂觀主義易激發(fā)個體的冒險行為而威脅生理、心理健康。另一方面, 對消極的刻意忽視則掩蓋了消極心理過程的積極作用。例如, Norem 和 Iingworth (2004)研究認為, 防御性悲觀(defensive pessimism)能促使焦慮個體的自尊、生活滿意度等獲得顯著性提高。同時, 批評者指出, 當前主流積極心理學的發(fā)展不但不利于促進心理學的一體化發(fā)展(Joseph & iney, 2006;a Torre, 2007), 反而因對心理過程進行積極、消極的人為劃分而在某種程度上割裂了心理的整體性、復雜性等(McNuty & Fincham, 2012a; Norem& Chang, 2002; Wong, 2011)。二者的沖突體現(xiàn)了主流積極心理學的再失衡、再分裂等當前困境。

　　然而, 批評者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積極心理學。他們與“積極”這一稱謂的極力推崇者之間的沖突是一種建設性沖突, 即二者有著共同的目標——實現(xiàn)人類的幸福與繁榮, 只是實現(xiàn)的途徑、方式不一致。這種建設性沖突有利于融合二者的研究視域, 進而實現(xiàn)積極心理學的視域拓展與轉換。在更深層次上, 它還能進一步推動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研究變量等轉換與拓展, 從而促使積極心理學趨向于一種情境的、辯證的、動態(tài)的、交互的、文化的、更為平衡的發(fā)展。

　　2 積極心理學研究的當前困境

　　積極心理學研究的當前困境是積極-消極的再失衡與 “積極暴政” (Tyranny of the Positive;Hed, 2002)。積極心理學研究當前的困境與其生成時期的困境相似, 均表現(xiàn)為心理學研究中所謂積極、消極研究的失衡, 只是失衡的方向反轉。在積極心理學的生成時期, 傳統(tǒng)心理學研究嚴重失衡——過分關注心理問題、心理疾病的治療與解決而弱化品格優(yōu)勢、美德等。因而, 積極心理學在發(fā)展之初便主要致力于研究人的美德和潛在力量 , 從而推進心理學的平衡發(fā)展。 Seigman,Parks 和 Steen (2004)曾明確指出要積極推動“修復弱勢 ”與 “培養(yǎng)優(yōu)勢 ”的平衡發(fā)展。 然 而 , Hed(2002)、Wong (2011)、omas 和 Ivtzan (201*)等人的研究表明, 積極心理學追隨者對“積極”的極度熱情卻促使主流積極心理學研究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盲目追求積極的人格特質、積極的情緒體驗等而排斥悲觀、憤怒等所謂消極心態(tài)、消極人格特質, 并最終導致“積極暴政”。所謂“積極暴政”,由 Hed (2002)所謂“積極態(tài)度的暴政” (Tyranny ofthe positive attitude)演化而來, 指充斥在日常文化和專業(yè)領域中且占據(jù)絕對主導地位的一種過分追求積極的現(xiàn)象——“必須培養(yǎng)積極的情緒和態(tài)度,必須發(fā)揮優(yōu)勢以實現(xiàn)快樂、健康、聰明” (Hed,2004)。Hed 認為, “積極態(tài)度偏好”本就普遍存在于美國的格言、音樂、影視等文化領域, 又進一步受到積極心理學運動的激發(fā)而走向 “積極暴政”。這一“積極暴政”致使主流積極心理學研究產生了一系列問題。一方面, 過分關注樂觀、自信、寬恕、善良、幸福感等積極特質、積極情緒體驗的積極作用而忽視其消極效應; 另一方面, 極度弱化悲觀、自卑等消極特質或對消極情境的正常情緒反應的研究而忽視其積極效應。簡而言之,由消極心理學的霸權到當前積極心理學的“暴政”,積極心理學對積極的過分關注、對消極的刻意忽視使得心理學發(fā)展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種積極、消極的再次失衡不僅不利于實現(xiàn)其平衡心理學研究的最初目標, 反而進一步導致了當前積極心理學發(fā)展中的諸多新困境。針對“積極暴政”及其困境, 部分研究者從不同視角進行反思、批評, 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對“積極暴政”的積極反叛。這集中體現(xiàn)在下述三個方面。

　　2.1 積極的悖論研究

　　針對“積極暴政”忽視積極情緒、積極特質的消極效應這一問題, 有學者主張并研究在追求幸福感等積極心理的過程中存在著“追求積極情緒的 悖 論 ” (the paradoxica effects of pursuingpositive emotion)與“積極特質的消極效應”。這就構成了“積極的悖論”研究系列。

　　一方面, 所謂“追求積極情緒的悖論”是指,人們越追求積極情緒越不可能體驗到幸福、心理健康、享樂等積極結果(Ford & Mauss, 201*)。一般研究認為, 積極的情緒體驗能帶來積極的結果, 而重視幸福感也有利于提升主觀幸福感(Fredrickson,Cohn, Coffey, Pek, & Finke, 2008)。然而, 與單純的積極體驗不同, 對積極體驗的“追求”卻并不盡然。盲目追求幸福感等積極情緒體驗可能會導致消極效應 , 即 “追求積極情緒的悖論 ”。 Mauss,Tamir, Anderson 和 Savino (2011)曾指出, 被試越重視幸福感, 越可能表現(xiàn)為較少的幸福情緒、較多的抑郁癥狀以及較高的孤獨感(Mauss et a.,2012)。Ford, Shacross, Mauss, Foerke 和 Gruber(201*)則進一步指出, 過度追求幸福更可能被診斷為較嚴重的抑郁障礙。另外, 李愛梅、李曉萍、高結怡、彭元和夏螢(201*)分析認為, 盲目追求積極情緒還可能損壞生理健康, 如為追求快樂情緒體驗而酗酒、吸毒進而危害身體健康。

　　另一方面, 所謂“積極特質的消極效應”是指,積極的心理特質在特定情境中產生了諸如減少幸福感、降低生活滿意度等消極結果。一般認為, 積極的人格特質如寬恕、善良、樂觀等能提高生活滿意度、提升主觀幸福感等。然而, 情境視角下的積極心理學研究發(fā)現(xiàn), 積極的人格特質并不必然產生積極結果。McNuty (2011)對寬恕的研究表明, 寬恕并不總是產生有益的結果, 而是受到寬恕情景的影響。在家庭暴力情境中, 較少的寬恕能有效降低家庭暴力事件的發(fā)生頻率, 而較多的寬恕 則 會 提 升 暴 力 事 件 的 發(fā) 生 頻 率 (McNulty,2010)。

　　因此, “追求積極情緒的悖論”與“積極特質的消極效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主流積極心理學去情境化的研究成果, 也對主流積極心理學的核心假設提出了挑戰(zhàn)。與“積極的悖論”相對, 消極思維亦有其積極價值。出于對“積極暴政”忽視消極心理的積極效應這一問題的批評, 有學者展開了“消極思維的積極心理” (the Positive Psychoogyof Negative Thinking; Norem & Chang, 2002)系列研究。

　　2.2 消極思維的積極心理研究

　　該類研究者主張, 就人類的生存發(fā)展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消極經驗、消極情緒都必然是破壞性的, 且特定情境下的消極心理過程、消極心理特質等具有積極的適應性意義。他們認為, 消極思維的積極效應在消極情緒體驗、消極特質、消極策略等三個方面均有所體現(xiàn)。首先, 消極的情緒體驗可能產生積極的結果, 如提高創(chuàng)造力、承壓能力等。Baumeister, Campbe, Krueger 和 Vohs(2003)研究認為, 逆境情緒體驗有利于發(fā)展心理彈性, 而解決困難的體驗則有利于塑造積極的自我形象。Bonanno (2004)進一步研究指出, 消極的生活經驗能夠提高個體的承壓能力和防御能力。iney 和 Joseph (2005)的研究則進一步表明, 不滿情緒能夠激發(fā)個體的創(chuàng)造力和適應能力。其次,消極的人格特質具有積極的防御性意義、建設性意義, 而消極思維、防御性悲觀等則是應對焦慮的重要策略。Norem 和 Chang (2002)研究證明, 個體可以運用消極思維作為防御策略以擺脫對結果的焦慮, 進而可能導致積極的改變。例如, Norem和 Chang (2002)的縱向研究進一步表明, 運用防御性悲觀策略的焦慮個體, 其自尊、生活滿意度、目標實現(xiàn)等顯著提高。最后, 在社會關系或問題解決中, 消極策略在特定情境下也具有建設性意義。Tan 和 Forgas (2010)關于人際策略的研究發(fā)現(xiàn),悲傷心態(tài)容易促使被試產生公平的決策。McNuty和 Russe (2010)在一項關于問題改善與關系滿意度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 面對重大問題, 指責、拒絕等消極行為有利于維持更穩(wěn)定的關系滿意度。而 Tamir和 Ford (2012)的社會沖突研究則證明, 人們可能選擇不愉快的情緒體驗以獲得實際效益進而間接獲得幸福感�！跋麡O思維的積極心理”及其相關研究表明, 人類獲得積極性結果的方式多樣, 主流積極心理學研究不能固步自封于積極思維、樂觀主義等所謂“積極”研究而忽視消極特質的積極意義。

　　2.3 稱謂的合法性問題爭議

　　對“積極暴政”的反叛還體現(xiàn)于積極或消極特質等稱謂的合法性問題爭議。一方面, 有學者認為心理過程、心理特質是價值中立的, 主張以情境與特質的交互決定論替代先驗的人為劃分。McNuty 和 Fincham (2012a)認為心理特質、心理過程等是一種價值中立的存在, 且具有情境的屬性。即心理過程并不具備超越特定情境的一般性價值, 其積極或消極價值屬性主要取決于情境、文化及其與情境的交互作用。McNuty 和 Fincham(2012a)從情境交互的視角重新考察了當前主流積極心理學領域所謂的積極情緒、積極特質, 如愉悅感、善良、仁慈、寬恕樂觀等, 以及所謂的消極情緒、消極特質, 如悲觀、悲傷、恐懼、憤怒等。他們的研究表明, 積極或消極特質對于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等的促進或削弱作用主要取決于其與特定情境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 大部分學者支持對人格特質進行先驗的價值屬性劃分。他們主張, 無論情境如何變化, 寬恕、積極思維等積極人格特質幾乎可以肯定有利于提升幸福感、生活滿意度(任俊, 李倩, 201*), 而悲觀、憤怒等消極情緒或特質幾乎總有降低生活滿意度的趨勢(Waterman, 2012)。對比兩種觀念下的實驗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 贊成價值屬性劃分者更傾向于單純的積極心理-積極效應研究, 體現(xiàn)了主流積極心理學的“積極暴政”, 是失衡而割裂的; 而價值中立支持者則充分考慮積極心理的消極效應與消極心理的積極意義而開展研究, 力圖避免一味的“積極”。可以說, 這一稱謂的合法性問題爭議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部分學者對于主流積極心理學過于注重積極心理-積極效應研究的不滿; 而爭議既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積極心理學的一體化發(fā)展, 也為深入拓展積極心理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域。綜上, “積極暴政”及其反叛等相關研究進一步突顯出積極、消極研究的再失衡與分裂。aTorre (2007)認為, 積極與消極心理學的人為對立劃分, 使心理學發(fā)展不僅沒有走向統(tǒng)一, 反而更加分裂。就積極與消極二分對立的短期效果來看,這種對立二分有益于宣揚積極價值而推動積極心理學運動; 但就心理學的歷史發(fā)展和人類生命過程的整全性而言, 積極與消極的二分對立忽視了個體的動態(tài)復雜性, 而單獨關注一方則并不能全面、準確地理解與把握人類的心理現(xiàn)象。盡管主流積極心理學研究者聲稱, 積極心理學不是不關注心理問題與疾病, 只是以“積極的方式來對心理問題做出適當?shù)慕忉? 并從中獲得積極意義”(任俊, 葉浩生, 2004); 但現(xiàn)實的“積極暴政”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壓抑了消極方面的心理學研究, 進而在一定層面上割裂了積極與消極的一體性。這種積極與消極的二分對立, 既是由西方重分析、重邏輯的思維方式所決定的, 也體現(xiàn)了日益破碎化、隔離化的知識表征。這種破碎化的思維方式雖然方便于觀察、把握客觀世界, 但卻不能全然把握客觀世界的本質。回歸到當前積極心理學研究中, 積極與消極的割裂、失衡, 既不能把握二者的相互依存、共生關系, 又阻礙科學心理學研究的統(tǒng)一整合。這將給積極心理學研究帶來新的困境與挑戰(zhàn)。

　　3 積極心理學研究中的建設性沖突

　　綜觀上述積極心理學當前困境的形成過程,可分析出當前積極心理學研究互為沖突的兩種研究取向：一種取向于“積極心理-積極效應”研究,另一種取向于“積極-消極悖反”研究。前者是當前積極心理學研究的主流, 體現(xiàn)為“積極暴政”; 后者則可以認為是對“積極暴政”的反叛, 體現(xiàn)為“積極的悖論”、“消極思維的積極心理”等。兩種取向的積極心理學因研究假設與方法、研究思維、研究結果等的不同而構成了互為沖突的兩種研究進路�！胺e極心理-積極效應”研究進路以邏輯分析思維、線性思維為基本特點, 以“積極心理過程有益于積極結果的產生”為其核心假設(即：積極-積極), 而其多數(shù)研究則更傾向于采納去生態(tài)效度的橫斷研究方法。就研究方法而言, 并不否認該種取向的積極心理學研究中存在有部分縱向研究。但是, Sin 和 yubomirsky (2009)的元分析發(fā)現(xiàn), 即使是現(xiàn)有的少部分縱向研究, 也傾向于采取干預后立即跟進的方式來考察積極干預的短期效果。McNuty 和 Fincham (2012b)也指出, 主流積極心理學研究仍是采取橫斷方法考察短期的心理過程�！胺e極-消極悖反”研究進路以辯證共生思維、非線性思維為基本特點, 以“特定情境中積極(消極)心理過程導致破壞性(建設性)結果”為其核心假設(即：積極-消極、消極-積極), 而其多數(shù)研究則更傾向于采納情境化的縱向研究方法, 如上述“積極的悖論”系列研究等。兩種研究進路的沖突在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當前的困境。但是, 這種沖突必然會阻礙積極心理學發(fā)展嗎?這取決于上述沖突的性質。上述二者的沖突(“積極暴政”及其反叛)是一種建設性沖突, 而這為積極心理學的視域拓展、融合、轉換提供了可能。

　　所謂建設性沖突, 是指互為沖突的雙方具有共同目標、形成正向影響的沖突(江勇, 李步峰,2003)。一般而言, 可以從沖突雙方是否具有共同目標、沖突原因是否源于方法差異、沖突過程是否以問題為中心且有信息交換、沖突結果是否積極正向等四個方面來判斷沖突是否具有建設性(劉江花, 陳加洲, 2012)。具體到上述兩種研究進路的沖突而言, 二者的研究目標抑或是學術目的一致, 即促進人類的幸福與繁榮。雖然“積極—消極的悖反”是作為對“積極暴政”的逆反出現(xiàn), 但并不否認積極心理學的研究價值、積極作用等。它可以被認為是從情境的視角提供不同的研究思路以完善積極心理學研究。二者沖突源于研究假設、研究方法、思維方式等方法差異, 如橫斷研究與縱向研究的差異。二者的沖突過程以特質、情緒等心理過程是否以及如何提升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等問題為中心展開, 并相互借鑒、參考對方的研究成果。二者沖突的結果雖然造成了主流積極心理學的新困境, 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積極心理學的研究視域等。因此可以認為, 積極心理學兩種取向、兩種進路的沖突(“積極暴政”及其反叛)是一種建設性沖突。

　　正是這種沖突的建設性, 為積極心理學研究視域的拓展與轉換提供了可能, 也為實現(xiàn)兩種進路的思維融合、方法融合等提供了可能; 同時也為積極心理學趨向于一種辯證共生的、情境交互的、文化的、更為平衡的發(fā)展提供了可能。

　　4 積極心理學研究的視域拓展與轉換基于上述沖突的建設性這一特征, 可以在遵循沖突雙方共同目標的前提下, 進行研究視域的融合與交叉, 進而實現(xiàn)積極心理學研究的視域拓展與轉換。主要體現(xiàn)為下述三個方面。

　　4.1 研究視域的拓展：重新劃分研究類目

　　視域的拓展、研究類目的再劃分首先有賴于理清當前兩種研究進路各自的研究視域、相關元素、研究分類等。主流的“積極心理—積極效應”研究進路(取向)主要以 Seigman提出的“積極情緒體驗、積極特質和積極社會組織”等為核心內容,分別探索“樂觀、愉快、寬容、善良、自信……”等 24 種積極人格特質或積極情緒對于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等積極結果的誘發(fā)、促進作用; 而非主流的“積極—消極悖反”研究進路(取向)則在關注積極心理過程的基礎之上, 涵括了“悲觀、消極態(tài)度、悲傷、憤怒……”等消極情緒、消極人格特質,并以對主流積極心理學的反叛姿態(tài), 開展“積極心理-消極結果”、“消極心理-積極結果”研究。綜合而論, 二類研究視域共包含了積極心理、消極心理、積極結果、消極結果等四種元素或變量, 以及積極—積極、積極—消極、消極—積極等三個研究大類。

　　在理清各自研究視域的基礎上, 結合二者沖突的建設性性質(目標一致：推進人類的幸福與繁榮), 可以對沖突雙方的研究視域進行融合、交叉,從而重新界定積極心理學的研究類目。所謂融合,即在積極心理學研究中涵括上述全部四種元素。所謂交叉, 即在積極心理學研究中交叉組合四種元素而形成：“積極心理-積極結果、消極心理-積極結果、積極心理-消極結果、消極心理-消極結果” (Wong, 2011)、積極心理×消極心理-積極結果×消極結果等五個研究大類。其中, “積極(消極)-積極結果”兩類研究在一般意義上探究人類的品格優(yōu)勢與美德, 在平均水平上探究人類如何發(fā)揮潛在力量、如何提升幸福感等, 例如探究積極情緒如何促進生理、心理健康等。“積極(消極)-消極結果”兩類研究則在具體情境中探究積極(消極)情緒、特質等的情境適應性、個體適用性以及適度邊界等, 從而能夠在積極的反向層面探究人類如何防御危險性因素、如何避免消極結果的發(fā)生等。如 Grant 和 Schwartz (2011)對品格優(yōu)勢的非單調效應(Non-monotonic Effects)研究認為, 對積極的追求存在邊界條件�！胺e極心理×消極心理-積極結果×消極結果”研究則是基于對人類情緒之復雜性、辯證交互性的理解, 探究現(xiàn)實生活中積極與消極的動態(tài)交互、和諧共生關系, 利于全面、辯證把握情緒或特質與幸福的關系等�？傮w而言,“積極(消極)-積極結果”研究旨在劃定積極心理學研究的核心價值、核心內容, “積極(消極)-消極結果”研究則旨在界定“積極”的效用范圍、適用邊界,而“積極心理×消極心理-積極結果×消極結果”研究則旨在賦予積極心理學以復雜性、一體性、整全性意義。五類研究雖各有側重, 但在積極心理學的未來研究進程中應該是協(xié)同發(fā)展的。它旨在促使積極心理學趨向于一種更為平衡的發(fā)展。所謂“平衡的”, 即是指在協(xié)調推進上述五類研究的基礎上, 實現(xiàn)積極、消極兩層面研究的均衡、協(xié)同與共進。

　　研究視域的拓展與轉換試圖重新界定積極心理學的研究分類, 使積極心理學研究涵括、平衡積極與消極研究兩個層面, 以推進心理學的一體化進程。然而, 研究視域的拓展、轉換及其影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還需要在研究方法、思維方式等層面作進一步思考。

　　4.2 研究思維的轉換：融入辯證思維方式

　　積極心理學的視域拓展與轉換有賴于辯證思維方式的融入。在積極心理學研究中融入辯證思維方式, 首先應體現(xiàn)為樹立辯證的積極心理學觀念。這主要源于辯證心理學思想。辯證心理學主張運用辯證法取代心理學研究中的二元論、機械論等思想。其核心思想和假設可以概括為：行為的發(fā)展變化是辯證過程的反映, 是連續(xù)、互依而非獨立的; 個體與環(huán)境的因果關系源于個體與世界的交互作用; 矛盾與沖突、發(fā)展與變化是人類心理發(fā)展的主題(姜永志, 2013)�；�于此可以認為,積極(消極)心理與積極(消極)結果具有辯證的內在特性, 即積極與消極是相互聯(lián)系、交互作用、依存共生并在特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積極心理產生消極結果, 消極心理產生積極結果)。這種對積極、消極心理過程的辯證思考是拓展與轉換積極心理學視域所必須的思維前提、觀念前提。而在具體研究中, 參照 omas 和 Ivtzan (201*)關于幸福感的辯證研究與 Grant 和 Schwartz (2011)對于積極心理的倒 U 曲線研究, 辯證思維方式的運用還有賴于情境評價原則、共存原則、互補原則以及適度原則的確立。所謂情境評價原則, 主要指心理與情境交互作用共同決定了相應的心理過程, 而對其價值屬性(或積極或消極)的評價則應依托于特定的情境。所謂共存原則, 主要指人類的情緒、情感體驗是復雜而多變的, 均包含有一定的積極和消極因素。所謂互補原則, 主要指幸福感的獲得依賴于積極和消極的相互作用與平衡。所謂適度原則, 是指積極效應的呈現(xiàn)是有范圍、有邊界的, 對積極心理體驗的追求應維持在積極效應范圍之內或平均水平。目前, Keyes (2007)所 提 出 的 積 極 -消 極 雙 連 續(xù) 模 型 (dua-continuamode)觀念可以被認為是運用辯證思維的例證之一。雙連續(xù)模型認為, 積極與消極并不是一個連續(xù)體的兩極, 而是相互平行的兩個功能維度。這意味著, 積極效應的顯現(xiàn)并不僅僅是消極元素的減少, 而消極元素并不一定不能與積極結果共存(Fianco et a., 201*)。概括而言, 辯證思維的融入旨在思維方式層面重塑積極心理學的研究進路,促使積極心理學趨向于一種辯證的、動態(tài)的、交互的發(fā)展或未來形態(tài)。也即是指, 積極心理學的未來研究要重視積極與消極的內在辯證特性, 注重運用辯證思維方式, 著重把握積極心理過程與消極心理過程之間不斷相互作用、轉化發(fā)展的辯證性過程。它力圖在動態(tài)發(fā)展的過程中把握積極與消極的相互作用關系。

　　4.3 研究變量或視角的拓展：引入情境性變量

　　實現(xiàn)視域拓展與轉換還需要情境性變量的引入, 這主要借鑒于情境交互作用理論。情境交互作用理論主張, 心理事件的心理意義取決于個體與具體情境的交互作用。這已經被相關實證研究所證明。例如, McNuty 和 Fincham (2012b)研究認為, 所謂積極或消極特質(如寬恕、憤怒)并不必然與提升幸福感或降低生活滿意度相關, 而是取決于特質與其運行情境(如家庭暴力)的交互影響�；�于情境交互作用理論, 可以認為, 情境因素是影響個體或群體獲得幸福感、追求生命意義等的關鍵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追求幸福的方法、形式、程度等是否適用或得當。換言之, 積極心理學研究視域的拓展與轉換需要引入情境性因素。而所謂情境性因素, 既包括宏觀上的文化因素, 又包括個體層面的特質、經驗等內在心理環(huán)境因素, 還包括具體的社會情境因素。在當前研究中, 雖已有部分研究將上述三種類型的情境因素作為自變量進行了考察, 但只是少數(shù)的、不全面的、不成熟的。也因此, 當前積極心理學所呈現(xiàn)出的整體發(fā)展面貌是狹隘的、不平衡的。以文化因素為例而言, 雖已有少部分學者開展了幸福感、道德等的跨文化研究, 如 Joshanoo (201*)研究了東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幸福感結構, 但多集中于研究幸福概念、結構等的跨文化一致性或差異性而忽視其他。這顯然不利于全面探究積極心理的跨文化差異。綜合而論, 情境性變量的引入旨在促使積極心理學趨向于一種情境的、文化的發(fā)展。而所謂“情境的、文化的”, 即是指在積極心理學的未來研究中, 其實驗設計、變量選擇、被試抽取、結論分析等應涵括具體情境與宏觀文化因素。既要考察積極或消極心理過程的跨情境、跨文化一致性與差異性, 又要注重把握情境、文化等因素對于積極或消極心理的影響作用與影響方式等。

　　綜上而言, 積極心理學研究視域的拓展與轉換, 主要在于研究類目的重新劃分。而新研究類目的具體實現(xiàn)抑或視域的徹底轉換, 是需要在思維層面融入辯證思維、在方法或變量層面引入情境變量的。另外, 有學者研究總結出積極心理學的四大支柱：美德、意義、心理彈性、幸福感, 以替代早期研究中的“積極情緒體驗、積極特質和積極社會組織”三大支柱, 并進一步提出“積極-消極雙加工模式”等(Wong, 2011)。這也為積極心理學的視域轉換提供了有益參考。

　　5 結語

　　積極心理學力圖以積極取向的科學心理學研究平衡傳統(tǒng)的“消極”取向的心理學研究, 對開發(fā)人類的品格優(yōu)勢、提升人類幸福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 積極心理學的發(fā)展并非一帆風順。心理學專業(yè)領域以及普通大眾對“積極”的極度熱情造成了“積極暴政”, 使心理學從“消極”取向的極端走向“積極”取向的另一極端。這不僅不利于平衡心理學研究, 而且致使積極心理學發(fā)展面臨諸多批評、爭論, 例如上述“積極悖論”、“消極思維的積極心理”、積極心理學稱謂合法性爭議等。這就形成了當前積極心理學研究中兩種互為沖突的研究進路, 主流的“積極心理-積極效應”研究和另類的“積極—消極悖反”研究。我們認為, 二者的沖突是一種建設性沖突, 二者的視域融合與交叉有利于積極心理學的視域拓展與轉換, 從而擺脫積極心理學再失衡發(fā)展的困境。視域拓展與轉換集中體現(xiàn)為三個方面。首先, 研究類目重新劃分。重新確立“積極心理-積極結果、消極心理-積極結果、積極心理-消極結果、消極心理-消極結果、積極心理×消極心理-積極結果×消極結果”等五個研究大類, 平衡積極與消極研究。其次, 研究思維的轉換。引入辯證思維方式, 在思維方式層面重塑積極心理學的研究進路。再次, 研究變量或視角的轉換。引入情境性變量, 考察積極心理學的跨文化差異、個體性差異等, 追求積極心理學的精細化發(fā)展。

　　積極心理學研究視域的拓展、轉換兼顧人類體驗的復雜性和人類心理的情境性、文化性、辯證性。這同西方新近倡導的 “積極心理學 2.0”(Wong, 2011)在核心思想上一致, 均強調一種更為“平衡”的積極心理學未來發(fā)展態(tài)勢。這種更為平衡的積極心理學, 既要考察心理疾病的解決方式, 又探究人類獲得幸福的條件。而為了提升幸福感或獲取生活意義, 則既要強化積極又要管理消極�？梢哉J為, 積極心理學的未來態(tài)勢是趨于平衡的, 它力圖理解人的心理之復雜性、辯證性,人的行為之文化性、交互性, 人的生命之整全性、一體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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